《播磨丸》:1945年的战后台湾人南洋奇幻漂流

书名:播磨丸

作者:李旺台 

出版社:圆神 

出版日期:2016/12/01

《播磨丸》:1945年的战后台湾人南洋奇幻漂流

序章

台湾纵贯线铁路进入屏东县南端,有个小小的竹田火车站。那是民国卅五年,从二月开始,便有三个拿着小铜锣的中年男子常在车站等人。

这三人,分别是竹田乡公所、内埔乡公所、万峦乡公所的职员。他们接到通知,来迎接远从南洋解甲回乡的台籍日本兵,接到后要列队,由乡公所职员在前引导,打着铜锣送他们回家。这个习俗从何时开始已不可考,据说自从组成六堆(满清治台时期,台湾南部的十三个客家村庄,为了保乡护民,合组民间义勇军队,分前、后、左、右、中及先锋等六个营队,合称「六堆」。),打完第一场仗之后即是如此。

那天是二月初三,快过年了,时值寒冬却阳光和煦。他们这天接到八个人,分别要回竹田乡的二仑和美仑、内埔乡的忠心仑和万峦乡的万峦庄。三个乡的人刚好可以走同一条路线。

出征回来的八人整队时,火车站左前方那一大欉紧密生长在一起的竹子,在微风中互相摩擦,不断挤出「吱—咿—哇—喳—兹」的声音。八人不约而同看了竹欉一眼,「啊!家乡的声音,好久没听到了。」

铜锣噹噹噹地开响,引来许多村民看热闹。八名回乡的士兵跟着铜锣列队行走,个个瘦骨如柴,面有菜色,衣衫褴褛,但都尽可能穿戴整齐,束紧腰带,并刻意抬头挺胸,一副日本兵行军的模样。

第一站先到二仑。有四位母亲和两位妻子走到路中央的最前头,但只有三个人看到自己的儿子和丈夫回来。她们在路上蹦跳、喊叫,高兴得哭了出来;其余没有看到亲人的,没人哭,没人发问,低着头回家,似乎不敢多看旁人一眼。

公所职员大声告诉她们:「等不到的,别担心!后面还有几批要回来。」

噹噹噹的铜锣声离开二仑,进入美仑时,路上也挤满了看热闹的民众。一位谢太太站在最前面,踮高脚跟,伸展脖子眺望,显然是没有看到丈夫,低下头,伸脚拨走一粒石块,红着眼眶,先回家了。另一位姓邱的太太不敢出门,躲在屋内,瞇眼从门缝往外看;她怕等不到儿子心会绞痛,怕看到隔壁邻居那些同情的或幸灾乐祸的眼睛;但没多久隐约听到有人在喊:「邱贵有,你住这里吧?」她「啊」了一声,赶紧开门,果然看到儿子从路口冲进来。她迎上前抓住儿子粗沙沙的手掌,透着一层泪水瞧了又瞧:「怎幺瘦成这样!」

铜锣噹噹噹地离开美仑,进入忠心仑。路过一个廖屋伙房(台湾南部的客家人同一家族合住的ㄇ字型三合院,客语叫「伙房」。)时,铜锣敲得很急,公所职员高声说:「这里,应该就是廖纯联的家了。」喊话的同时,廖家大小已一拥而上。那做母亲的,没有先去拥抱儿子,却先就地跪在石头路上,双手合十,直唸:「阿弥陀佛,感谢佛菩萨保佑。」廖纯联上前扶起母亲,发现有小石粒黏在母亲膝盖的硬皮上,拍一拍,已有轻微割伤,红红的,一块一块。

铜锣噹噹噹离开忠心仑,走了好远一段路,进入万峦,平安送达两人。那位公所职员目睹了生离死别后再度重逢的场面,久久忘了敲铜锣。此时,他公务已了,準备返家,三个中年妇女走近,其中一位穿着蓝衫的怯生生询问:「你手上的名册中,有没有从海南岛回来的?」

「有,有几个。但南洋的比较多。」

「你说有下一批,是什幺时候?」

「现在还不知道,你们的儿子是去海南岛当兵吗?」

「不是,我儿子是海南岛日本一家大商社的技术员,汉文名字叫黄荣华。」

「唔,我看看,没有这个名字呢。好像是有军人身分的才会列在我们的名册中。」

那几位妇女默默离去。公所职员踏着轻鬆的脚步下班。战争已经远离,四周是如此的安详。他深深吸了一口气,隐约闻到有人蒸年糕的气味。

第二部播磨丸

19

今天是登船日。一大早纠察队就放下扶梯,并在扶梯口附近设置两张验票檯,四个工作人员一排坐着。附近有榆林港警所员警走动,但未介入,主要负责验票的是同乡会。

验票檯前挤了一大堆人,都带着大件小件的包裹。纠察队员指挥等待上船的乘客排成四排,依序验票。一开始,大家守序排队,不久便有几个人向前挤,想插队,因而发生了争吵,纠察队员吆喝并吹了口哨。

排队失序其实不算严重,但陈宏仁看到了,认为一开始便要立威,让大家知道怕,以后才好做事。于是快步向前,拿着木棍向不排队的那几个人后背狠狠地击打。一人不服气发声叫骂,宏仁一个转身即朝其头顶猛然敲下,那人本能地抬手抵挡,只听「嘟」的一声闷响,连臂带头中击,一丝鲜血从红肿处溢出。宏仁呼叫医疗组上前拖出敷药,并厉声下令:「敷完药给他排到最后面去!」

现场众人目睹宏仁在施暴时,蓬鬆的头髮垂下一大绺,遮住半边额头,没被遮住的一只眼睛圆瞪,微凸,锐利中带有凶恶之气。打人时双唇与鼻子连动,一开一阖,一紧一鬆,几行汗流下脸颊。

陈宏仁这一打,把大家吓坏了,秩序立刻好了起来。宏仁离开时,向纠察队丢下狠话:「搁有不守秩序者,就亲像我阿内做,用酷刑,重重加打。」

那名被打又被迫排至队伍最尾端的乘客,高声责问:「你是虾米人?有何权力如此殴打台湾同胞?」

「我係这只船的暴君,流氓出身,大名叫做陈宏仁。你落火车头没探听!」

说完这话,陈宏仁环顾四周,松本威雄和冈本末五郎站在不远处眺望这一幕,看不出表情;玉仁和秀媛分别站在甲板上向下观望,远远的也看不出玉仁怎幺想,不过相信玉仁会同意他这幺做,至于秀媛,她一定不会认同的。唉!再慢慢向她解释吧!

四排纵队验完票,分循两条扶梯上船。播磨丸有三百米长、十八米高,同乡会準备的粗绳扶梯靠在舷侧,从码头地面伸展到甲板,倾斜四十五度,坡长三十六米。如此长的梯子是鬆垮垮的,必须在中间分段放置实木的踏脚板。乘客爬梯时,行李挂在左右肩膀和颈子下方,空出两手或一手抓紧梯缘,摇摇晃晃危危颠颠地一步步往上爬。有几个人脚踏悬空,两手抓着梯绳,尖声叫了出来,幸好后面的人都立刻伸长头颅,像千斤顶那样顶住垂落下来的屁股,使其重新踏实,继续上爬。通常,到了甲板,即使是年轻人也会气喘吁吁。

登船作业说快不快,说慢也不慢,中午过后甲板上便乱哄哄挤满了人。纠察队引导一些体弱者到甲板上,也就是一楼;上方还有厚木板钉的两个楼层,称为二楼和三楼。一楼中间靠近右舷处用籐网围出了一个约十坪大的空间,是指挥中心。机房在船尾,主厨房也在船尾接近引擎处,新建的厨房则在船头。

甲板上原是最明亮通风的处所,由于加盖了楼层,左右又各有一米高的舷,乘客刚踏上时会感觉有点阴暗,加上有些地方泡过盐水,生鏽处没有再上漆,看起来斑斑驳驳,闻起来有一种凝结不散的霉味。有几人请求纠察队想改去二楼或三楼,得到的回答是:「上面更艰苦,每天要被烈阳曝晒,还得承受强风的扑打。我没有夸大,现在是春转夏的季节,一路上风不是吹拂你的脸,而是扑打你。如果下起大雨,上面是没有遮雨篷的。」

纠察队副队长吴成吉每次引导乘客进入一楼,这番话总要再讲一遍。有一次还听到另一种抱怨:「这条船破成这样,一张票还要卖五百关金,真过分啊!」于是成吉伸出手:「我还你票钱,你的票还我。你下去,还有很多人等着买票上船。」那人遂不敢再吭声。

到了下午两点多,一至三楼都已挤满了人,连纠察队都难以走动。干部们紧急商量,决定把原先规画的十字型小通道改成井字型,一至三楼都要改。然而,一个楼层的面积看起来就像足球场那幺大,临时要多找绳子还真不容易。正思量中,蔡墩土瞧见在码头上被陈宏仁打得头破血流的乘客走上甲板,正大粒汗小粒汗边推边挤地走过来,低声问阿土:「真歹势,这位先生,小姓姓林,请问刚才打我的陈宏仁是什幺人物?」

「你拿船票出来一看就知。」

那人小心摸出船票,见上面有会长陈宏仁、副会长李玉仁的印刷字样,终于知道打人者的身分了。「难怪!但怎幺一个同乡会会长就兇成这样。」那人自言自语嘟囔着。蔡墩土见那人拿出船票又小心收好,指引找个空位休息,没再搭理。

同乡会干部好不容易在天黑前找到了足够的绳索,但人数实在太多,有谁先挪位,空出的小空位,立刻有人占了去。蔡墩土试了几次,心生挫折,不耐烦了:「拿支木棍来!我要用武力开路拉绳。」李玉仁见状上前,大声说:「请大家告诉大家,多一条走廊,吃饭时容易领到饭。还有,风浪大时,多一条绳子可以抓呀!」这两个理由传开后,玉仁先弯腰挤开一个缺口,递出绳子给第一个乘客要其向后传递,后来每一个人都配合,慢慢拉出了通道。

重新布置多重井字型通道的那段时间,陈宏仁和李玉仁等干部在指挥中心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:全船乘客利用起身挪位拉绳的时机,六千九百九十六人做了一次清楚的族群分组。日本人在一区;竹东来的和南部的客家人各占一区,但彼此相邻;讲漳州腔台语的和泉州腔台语的,由于人数多,也各占一区,然后同处在一个大区块内。那是自动调整换位而形成的族群聚落,三个楼层都是如此。洪敏雄大发感慨:「这真是自然界的『奇观』呀!」李玉仁则说:「这是人类群居的『常态』,荒野的昆虫鸟兽应该也是这样吧!」

大家坐定之后,洪金珠等三位扮男装的女子和林阿亮挤坐在一起。她们尽量和别人背挤背,和阿亮则正面肉贴着肉,甚至大腿交叠在一起。林阿亮记住菊妹和玉仁的话,不敢有非分之想。三女要起身拿餐、大小便或呕吐时,阿亮都会尽量帮忙掩饰。

在这场族群分组分区后,吴成吉发现有一群人不会说客家话,却坐在客家人区;这群人都说日语,却不和日本人坐在一起。追问之下,才得知是朝鲜人,共廿三个。成吉要求看票,每人都拿出一张。记得玉仁曾在会议上提及此事,说已婉拒了朝鲜人,为何他们还能持票上船?

吴成吉转身去指挥中心寻求答案,无人知道原因。干部中有人主张请他们下船,但有人担心会因而引起重大纷争。正讨论中,为首的朝鲜人主动走进指挥中心,李玉仁介绍那人名叫崔益三。崔益三先用满洲话,亦即北京话开口,玉仁表示此处并非每个人都听得懂北京话,于是改用日语。蔡墩土抢先问:「李玉仁副会长不是已拒绝你们买票,为何你们都有票?」

崔益三冷静答称:「我们集体去买票,被副会长拒绝,没错!但我们一个一个去买,就没被拒绝。」

在场同乡会干部都哑然无语。

崔益三接着问:「我们廿三个朝鲜人现在会有任何麻烦吗?」

陈宏仁断然回答:「没有麻烦,我们承认现况,不追究。」

李玉仁接着用北京话说:「欢迎你们,大家同舟共济。」然后改用日语:「这艘船不到朝鲜,你们要如何回家?」

崔益三放鬆了脸孔和语气,说:「我们有几个同伴在日本有家人,先到日本后再做打算。」

崔益三走后,李玉仁告诉大家,这廿三个朝鲜人中,有十几位是哈尔滨铁道学院的前后期校友,其他的毕业于满洲建国大学,都是知识青年。「日本人在东北用很多气力在教育上面。」玉仁说。

「这些都是白费力气,满洲国的中国人和朝鲜人都不会因而更认同日本。」陈宏仁接着说。

「奇怪,日本人竟没在海南岛办大学,只忙着建桥铺路,然后挖矿。」这是陈正高的感叹。

登船作业直到天黑仍未结束。一、二楼各有七、八盏灯泡亮了,散发出微黄的光线,海面上的水气,在灯光照射下,现出一条条的白烟,灯泡偶尔会发出嘶嘶的声响,好像空气被撕裂成一条一条。

最后上船的是张松吉、黄荣华一家三口、伊藤隆次和另一位不知姓名的日本技师。后面两人显然是去帮黄荣华搬行李的。他们行李也一大堆,上来后直接进入机房。若不算三位「假男士」,黎秀琴和谢秀媛是全船仅有的两位女性,黄玉柱是唯一的幼童。此二女一童所分住的小隔间都设置在机房内。

灯亮后不久,扩音器沙哑地播出晚餐的通知。这是登船后的第一餐,全船出奇安静。此后数日,没有比吃饭更重要的事。伙食组详细规定三个楼层共十二个领饭的时间和地点,以及饭后刷洗的地方。晚餐是每人一碗饭,上面铺了一片黄色的日式腌萝蔔,配上一碗味噌汤。这是台湾人和日本人都习惯的吃食。

用餐和睡觉同在一个拥挤的地方,每个人能分配到的就是两片屁股坐下去的空间,没有放脚的位置,坐下时脚必须叠在别人脚上,别人的脚被压得麻掉了,换另一人的脚在下面。睡觉时亦然,若要侧睡,必须和旁人背对背,双脚尽量蜷曲在胸前,若要仰睡,再怎幺挤,也只有背部的空间,双脚必须跟别人合叠,才躺得下去。

海南岛的三月底天气湿热。每个人身上都有汗臭味,但没人敢想到洗澡这件事。大家都想,再忍耐个三、五天,船到了台湾,上岸后再好好洗个澡。

几个纠察队在指挥中心吃饭时聊起这忙碌的一天,一回想就头皮发麻,脚也跟着痠软起来。想想这幺庞大一群的七千人,七千颗急着要回家的心,等上船足足等了半年多,如此吃力地负着重物步上了船,如此艰难挤在只能坐下但躺不下的空间,面对的又是如此凶神恶煞般的纠察队员。陈正高一面喝味噌汤一面说:「明天开始,我们不要再那幺兇了。」蔡墩土接着说:「凭良心讲,如果不是陈会长在一开始狠狠打了几个人,为纠察队立了威,登船不会那幺顺利。」

谢秀媛一整天在甲板上帮忙安顿体弱者,此刻也手痠脚麻瘫在指挥中心休息。她对宏仁在登船时的凶暴,感到惊讶。那是她不认识的陈宏仁。虽知道宏仁性子急,脾气不是很好,但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,她正想等一下要好好劝他,但听阿土这一番话,决定暂时按捺下来。

晚餐后一名渔家出身的锺明亮,高雄旗后人,走进指挥中心说:「我们捕鱼人家出海时,碗不能叫做碗,要称『莲花』,因为碗是会装满水的;筷子也不能叫做筷子,而要说『竹篙』,有竹篙好撑船之意。我请求伙食组在广播时改一下口。」

陈宏仁点点头,敷衍地说了声「好」,却似乎没放在心上。

高耸黝黑的播磨丸停泊在海南岛榆林港码头。夜晚的浪涛不大,船身只是轻轻摇着,七千人今晚开始就睡在这个超级大的摇篮里。

当晚,榆林港港警所的五名警察,在播磨丸外面监控着。他们奉命监看、记录,然后彙报。

大约深夜十二时许,天色全黑,警察们发现一批又一批的人靠近播磨丸,总共三批。一批躲在码头边一堆硓咕石墙后面,共有九人,另两批摇着小船板从水上靠近,一条船板上有四人,另一船三人,这些人都只在肩上和腰上绑上简单的行李。

右边的小船板先有动静。在一个微弱的手电筒光信号出现后,一条粗蔴绳自播磨丸上垂下,小船板上的人一个一个攀绳上去。播磨丸高十八米,即使上面拉,下面攀,没有好的臂力也上不去。这条船板上的四人,两人顺利上去,第三人半途掉入海中,爬起,再攀,颤巍巍地上去了,第四人也是半途掉下,海面一团浪花,海水推推拥拥,久久不见浮起,最后似已被放弃,蔴绳被船上的人丢下海,暗夜无声的影集第一幕结束。

第二条小船板上的三人情况一样,上去了两个,第三个落海后久久未见浮起,似乎进了鱼腹。港警后来发现那人拚命朝岸边游去,游上岸了,伏在一堆锐利的硓咕石上不停喘气。

躲在硓咕石墙后的九人,上去了六人,第七人攀爬时蔴绳断裂,人绳一同坠落码头地板上,恐怕是跌断了腿,由另两人扶着离开,显然已放弃上船。

港区内夜露湿重。附近监视的五名港警交头接耳一番,四人离去,一人留守。海水在播磨丸底部四周敲捶击打,波涛嚎叫整夜,像是在对谁质问:海南岛是那幺容易要来就来要走就走的吗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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